到2030年，拥堵的“大城市病”该怎么解决？资源型城市怎样实现成功转型？“绿水青山”又如何变成“金山银山”……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标杆，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正在向全球展示着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药方”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事业已成为全球共识。2016年，在联合国召开的一场高级别论坛上，很多国家代表都认为，科技创新应贯穿于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整个过程，科技创新对支撑和引领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性。然而科技如何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这是值得人类关心的大命题，也是目前世界发展的一个短板。

        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和经济的结合取得显著成就，但科技对社会发展的支撑还远远不够。破解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典型瓶颈问题，形成系统解决方案，激发社会发展领域的新动能，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重要任务。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但诸如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日益增多，针对这种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科技部在大连开了有关科技促进社会发展的研讨会。在会上着重讨论了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概念，并建议选取若干地方进行试点。”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原司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甘师俊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实际上在一些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已注意到正确处理经济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作为这次会议的成果，江苏省的常州市和无锡华庄镇被选作‘城镇社会发展示范试点’。”

        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过程，甘师俊记忆犹新。“1989年12月，国家科委、国家计委等十多个部委共同召开了试点工作会议。1990年，在宋健同志（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提议下，科技部组建了社会发展科技司。1992年‘社会发展科技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珠海召开，23个部委与社团组成了协调领导小组。1994年中国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1997年全国人大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同年，‘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正式更名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经历了30多年的探索，如今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是一种自觉、自愿、自主的行为，这已成为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共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认为，示范区建设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中国药方”。这将在新常态下激发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领域创新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全球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打造升级版与考核评估并行

        30多年来，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已建立189家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300多家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形成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格局。回顾过往，实验区的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探索形成了一批具有创新性的地域可持续发展模式，如美丽乡村建设的浙江安吉模式、生态循环农业的广西恭城模式、大病再保险的江苏太仓模式等。这些成功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和模式已经推广到实验区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实验区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一个标杆。

        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基础上又提出创建升级版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2016年12月3日，国务院推出《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建设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要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线，以推动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为目标，以破解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为着力点，集成各类创新资源，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完善体制机制，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促进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要按照创新理念、问题导向、多元参与、开放共享的原则开展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使科技创新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程度明显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现实样板，对国内其他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对外为其他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中国经验。

        今年3月份，经过实地考察、专家评审、联席会议审议等环节，山西太原、广西桂林、广东深圳从15个申请省（区）中脱颖而出，分别以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创新引领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获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目前来看，实验区的工作在我国未来发展中依然十分重要，从实验区发展策略选择上，应该少而精，不一味扩大数量，要建立退出机制，削弱互相攀比的不利影响。”甘师俊直言道，实验区工作已开展30多年，目前仍然存在着主管部门、执行主体等管理机制上的挑战。“我们仍需认真研究科技如何促进民生改善、社会进步，如何实现面向实验区的输血、造血、反哺和支持公共产品服务，以及如何从源头上保障实验区的稳固地位和稳定发展。”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发展的考核评估工作一直都在有序进行。今年1月26日，科技部社发司发布关于开展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情况总结评估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实验区按照总结评估报告编写提纲，依据本地区可持续发展规划和实验区有关建设要求，对本实验区创建以来或验收以后的发展建设情况进行系统总结，形成自评估报告，上报省级主管部门。

        在业内人士看来，对实验区发展情况开展第三方总结评估，除了全面掌握各实验区发展状况，提炼总结一批典型经验，探索基于评估结果的实验区动态管理机制外，研究建立基于监测与评价结果的实验区激励与淘汰机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实验区自身也要可持续发展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各项要素的支持。一般来说，土地、岸线、海洋、环境等是一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必须确立集约利用意识，切实加以保护。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综合运用价格、税收、奖励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与供应。对滩涂围垦产生的新增土地，要严格管控、统筹兼顾，为未来发展留下空间。

        在业内专家看来，完善提高生态功能规划水平，就是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规范运作提供保障。要秉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生态功能区划的相关原则，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制定蓝图。配套出台生态补偿政策意见，认真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根据生态功能区划，确立一些“不开发区”，对区内生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

        另外，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还要从广义上理解，做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要聚焦社会治理，把PPP模式引入到实验区工作中来，建立和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互信。”甘师俊建议。在他看来，必须加强可持续发展专项资金的持续投入，研究资金来源、资金投入、资金效力等系统运行机制。“以垃圾处理为例，我曾经去四川省广汉市进行过调研，它们当地有一个企业和地方政府以PPP模式就当地的垃圾处理项目进行合作，企业承担垃圾处理，然后地方政府在税收和财政方面给予适当的补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在甘师俊看来，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未来要走高质量发展路线。而建设得是否有成效，关键是要理顺中央管理主体、地方建设主体的分工和责任，实现部门间的协调，特别是在科技部决策层面，明确实验区工作的法定地位和内部责任分工。另外，建立协调和绩效机制，并主动与财政和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实现聚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