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璐:实施精准传播助推“一带一路”

发布人:陈嘉彬 发布时间:2019-11-29 来源:坏球网

          2019年9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外文局成立70周年致贺信,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具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际传播机构”的明确要求,这一要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意义重大。目前,“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全球公共产品、全球经济合作平台和全球治理新模式。“一带一路”为世界一流的国际传播机构的建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遇,世界一流国际传播机构的建立也是促进“一带一路”五通中“民心相通”的关键举措,“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最难进行衡量和实施的部分,这就需要我们的传播机构实施精准传播,努力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断提升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传播效果。

          首先,实施精准传播需要传播主体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传播受众进行精准细分,从而进行有效的传播活动。“一带一路”国家的传播受众属于国际传播的范畴,涉及的地域广、人口多,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法律体系、文化习俗、利益诉求、行为模式等方面都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对其进行精准细分,才能够有的放矢。传统的分类标准有很多,比如传播受众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外交事件的关注程度等。而今网络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实施精准传播提供了助推力,大数据技术能够处理海量的内容数据和用户数据,对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的特征、爱好、信息需求等进行分析,对传播目标国的受众进行用户画像,建立在在知识图谱、用户分类、关联规则等信息处理技术的基础上的精准传播将会对传播受众的分类更加精确而又针对性。

          其次,实施精准传播需要根据对“一带一路”国家受众进行精准细分后,借助人工智能将海量信息资源与特定个体需求相匹配,实施内容投放,从而做到“有的放矢”,也可依托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地将信息内容向不同国家的不同受众进行个性化推荐。例如,在非洲很多“一带一路”国家,很多群众都很想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减贫策略以及中国的反腐政策,因为这与“与他们所在的国家有很强的相关性”;此外,还有很多“一带一路”国家的民众希望去了解“中国梦”、“亚投行”、“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这些词背后所代表合作精神和时代发展机遇等;还有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受众受到西方一些媒体的负面影响,将“一带一路”看作债务陷阱,马歇尔计划、“朝贡制度”的翻版,“新霸权主义”等,如何使其消除误解,增信释疑就是传播的重点内容。因此,媒体“走出去”要积极应对对内和对外传播中内容层面上的差异性与同质性,使其传播的内容更能够契合他国不同民众的接受度和关注度。

          再次,实施精准传播需要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对传播效果的评估与信息反馈进行优化,实施精准传播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接近精准的过程。国际传播的信息不仅跨越了国境,而且还会跨政治制度,跨意识形态,跨宗教信仰。为了验证传播的效果,多方面,多渠道的反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反馈通常是检验传播效果的重要尺度,特别是有助于修正传播者当前和未来的传播行为。在国际传播领域,传播效果可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例如,从效果的层次方面,可以从微观上考察对他国个人的心理或行为的影响效果,可以从宏观上考察对更高层次上的社会单位、社会结构的影响;从效果的形式上,可以考察传播是否改变了现有的他国民众的态度行为或社会关系,或者更加稳固地维护或破坏了他国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从效果的速度上,可以考察其效果是短暂并转瞬即失的,还是缓慢并且积少成多的等等。我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的传播,要避免出现平行空间,自说自话,要努力起到消除偏见、化解歧见、增进共识的效果。         

          最后,实施精准传播需要和“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媒体合作,“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需要广泛开展媒体合作,为深化双边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如果传播的信息不越过国境,传播者只需要将原始信息经一般性的编码、释码,通过媒介向本国民众进行传播即可,但是对于“一带一路”为对象的国际传播是跨越国境的远距离的传播,其受众因所在国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以及语言文字的不同而与国内受众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传播者应该采取一定的手段对信息进行二次处理,即进行跨文化的编码、释码,不仅要对语言进行转换,还要以对象国受众能够接受方式进行传播。因此,积极进行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媒体合作非常必要,这一合作有两个层面,一是“走出去”,二是“请进来”。“一带一路”国家需要我们的技术和资金,如果我们提供技术、资金过去,他们在帮助我们实现内容本土化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媒体走入国际市场。此外,还应当多邀请“一带一路”国家的媒体朋友们去了解“一带一路”项目的成果,来中国进行媒体的合作交流。两个模式最终都是逐步影响“一带一路”国家民众的舆论场以及政府决策,从而形成有利于中国的积极舆论场的重要举措。

          总之,中国媒体“走出去”是一个历史过程,也与国际环境、中国的国际定位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变化有关,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具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际传播机构”承担向世界说明中国“一带一路”愿景和宏伟蓝图的责任。依托网络信息技术推进传播方式创新,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不同受众采取不同传播策略、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是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必然选择。(作者孙璐,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