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至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NCP)突袭中国，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平台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互联网平台在抗疫过程中的作用凸显，加速了中国数字化进程。

　　从互联网发展基础来看，相比起2003年SARS爆发时期，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大幅度提升，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互联网已成为居民生活的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电子商务网上零售额超过10万亿元，占全球四成以上，物流包裹数量超过了600亿件，几乎占全球一半。在全球20大互联网平台企业中，中国占据了7家。正是强大的互联网发展基础，使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在组织社区生活物资分发、跨国跨省救援物资调配、救援资金募集、政府指令和疫情信息充分传递方面的表现，都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例如，在疫情集中爆发之初，互联网平台企业们迅速响应，在第一时间整合全球资源参与抗疫行动，阿里巴巴与东方航空全面合作，紧急在全球采购N95口罩等医疗物资，快速整合全球资源，为缓解各类资源困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各类电商平台企业、外卖平台、快递物流企业在疫区生活保障、物资保障、社会力量动员、科研支持等多个方面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随着互联网平台的作用持续发挥，将对中国的数字化进程起着加速作用。

　　第一，互联网平台汇聚资源，增强社会动员能力。而互联网平台的多方共赢使得资源共享的深度和宽度逐渐增大，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空间的限制，产业的跨界融合也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得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实现线上线下供需双方的高效匹配，实现多方连接。例如，在国内拥有8亿用户的支付宝基于对用户、政府、企事业单位抗疫服务需求的紧缺情况调查，面向社会各界开发者发布“10大疫情期最急需服务开发清单”，号召更多开发者投入进来开发更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从互联网平台参与抗疫行动来看，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以平台企业为连接器，互联网正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资源整合能力，正是这种资源整合能力，使社会的应急动员能力大幅度提升，实现多主体、多维度、多平台的协同合作，从而使社会资源高效整合，投入到抗疫战争之中去。2003年SARS爆发时，社会动员主要依赖国家的力量。从本次抗疫战争来看，国家力量的动员机制，在部门协调、社会力量协同、实体物资调度、信息传递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之处。互联网平台企业与政府、社会组织等深入合作，将可以更有效地组织和调动资源，为重大公共事件提供高效的支持。因此，从未来发展看，互联网平台企业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合作，将在社会应急管理、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将助推我国社会动员机制的进一步数字化。

　　第二，互联网平台发挥社会信息传递优势与技术优势，为抗战疫情提供助力。本次抗疫，数字技术第一次大范围应用于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打开“百度地图”APP，点击疫情地图中的迁徙地图，搜索武汉，便可看到疫情爆发后，自武汉迁出的人员去向，百度发热门诊地图则依据卫健委官方数据，用户可直接点击进入查看附近所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或者直接搜索医疗机构，查看设有24小时发热门诊的医院。而各种手机应用，提供了非常翔实的疫情地图，使相关信息精准地传递到社会公众中，使社会信息更加透明化。而根据“航班管家”统计，可以显示疫情爆发以来武汉出港航班的各目的地数据。而网约车等基于互联网的出行方式，使传统技术很难防控的行动过程可能感染更容易定位。因为一旦出现疑似或确诊病例，平台可以快速锁定行程司机、后几单的乘客，并及时将具体信息同步给政府相关部门。

　　在科研方面，平台企业也能发挥数据、算力等方面的优势，推动防控技术发展。近日百度研究院宣布，LinearFold算法可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二级结构预测从55分钟缩短至27秒，提速120倍，节省了两个数量级的等待时间。阿里巴巴达摩院研发的AI算法，可将原来数小时的疑似病例基因分析缩短至半小时，大幅缩短确诊时间，并能精准检测出病毒的变异情况。

　　第三，在非常时期互联网平台发挥社会基本生活保障功能，避免社会恐慌。在疫情袭击下，城市生活如何保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互联网平台通过电子商务、外卖、精准物流等方式，为城市基本生活提供保障，避免因疫情而出现的社会恐慌。例如，在自我隔离期间，通过各类互联网平台，实现购物点餐，从而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

　　而且，互联网平台能够利用大数据等进行跨区域调度物资，避免局部地区因特殊原因而出现基本生活物资的短缺。在数字技术武装下的物流企业，也能够更高效地为社会提供服务。互联网平台的数据透明化，也保证了特殊情况下特殊商品的价格稳定。例如，口罩等防护物资紧缺期间，阿里巴巴、京东等主动要求平台上的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类用品绝不允许涨价，涨价者永久清退。众多餐饮、零售平台也纷纷承诺疫情期间不涨价。

　　医疗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一个重要需求。一方面，医疗需求会因疫情而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由于害怕医院的交叉感染，而不敢去医院。而互联网平台提供的线上问诊等模式，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在疫情期间，阿里健康、平安好医生、叮当快医、优健康等多个平台通过开展线上义诊、名医直播等方式，为公众提供线上问诊服务。

　　第四，互联网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稳定社会经济发展。

　　疫情期间，餐饮行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员工大多处于停工状态。以盒马开始，互联网企业开始了“共享员工”行动，阿里本地生活、美团、京东等均推出就业共享平台，招募万名餐饮员工临时送生鲜外卖，这解决了餐饮业员工的临时就业问题，为“稳就业”提供了大的助力。互联网平台通过提供各类线上服务，为“稳消费”作出贡献。由于线下消费被压抑，线上消费就取代线下，成为消费主力。线上购物、线上教育、线上娱乐、线上健康等快速兴起，使消费能够维持在一个基本水平。

　　从生产端来看，互联网平台企业提供的各类线上办公工具或应用，使很多传统企业实现了线上开工。这种模式不但确保了疫情期间企业的运转，而且也将在未来倒逼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从我国企业数字转型来看，销售端(电子商务)的发展很快，生产端的各种数字化设备也正在普及，但是，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数字化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而在疫情期间，人群无法集聚，很多企业只能使用线上办公，这将倒逼企业内部管理的数字化。从更长远来看，在疫情期间，口罩、防护服等基本医疗保障物资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也将推动制造企业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合作，采取更加智能化的生产方式，既减少生产对人工的依赖，又提高生产的柔性化程度，可以更适应需求变化、更低成本地调整产能。

　　第五，填平数字鸿沟，实现普惠发展，使数字技术普及社会每个角落。全国14亿人居家隔离，线下活动近乎停摆，线上活动成为主要方式，使得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上升，“数字鸿沟”有望加速填平。农民、农业、农村网络服务进一步普及。因为疫情，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农产品滞销的问题，淘宝仅用了12小时就率先上线“吃货助农”频道；京东等企业利用自身优势确保了物资供给和送达，有效保障了群众的基本需求。平台企业还解决了一部分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贷款难的问题。在疫情期间，企业处于停工状态，没有相应的现金流，使其融资更困难。而网商银行、微众银行等互联网银行们，通过大数据风控，给几千万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进行纯信用经营性贷款。

　　第六，推动政府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合作，使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从疫情发展来看，我国医疗体制、流通体制、应急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协同方面仍有差距，而互联网平台企业介入之后，在帮助政府搜集、发布疫情信息、实现紧缺物资的信息协同与高效配送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从整体上看，应对重大公共事件，政府部门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够确保社会基本资源的集中，从而能够为社会提供基本的保障。但是，传统的自上而下进行信息识别、抓取、分析、预判构建的政务信息化系统，短期内无法满足公共需求的及时响应。这使政府部门在物资调度分配、社会生产能力组织、市场化资源利用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事实表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美团、滴滴等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在社会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开放、有序地按照市场化原则来调动全球资源，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生力军。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抗疫中凸显出的资源调配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通过与政府的深度合作，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实力升级的体现，集中展现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飞跃实力。因此，应从国家实力、资源动员能力、社会响应能力等多视角，重新评估互联网平台的价值。

　　随着互联网平台助推中国数字化，既要客观且充分认识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此次疫情中的新作用，更要着眼在未来“后疫情时代”，依托数字技术继续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大危机往往孕育着新机会，“非典”直接促成了中国电商和在线支付产业的腾飞，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本次疫情中将数字技术和线上服务更深远地推广并实践，相信在疫情过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价值将更加深入人心，“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将“去虚向实”，深入社会治理和服务方方面面，最终加速中国的信息化、数字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