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国际经贸规则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法学界积极探索，围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方案、“一带一路”国际法治建设、国际经贸规则创新与完善等重要问题开展研究，在“一带一路”法治建设与国际经贸规则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左海聪介绍，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区域合作制度获得重大进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构建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了制度支撑。同时，多边合作框架取得进展，亚洲基础设施运作顺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经举办两届，尤其在论坛前后各种软法性文件不断达成，构成了“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制度基础。此外，国内相关体制也得到强化，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出台了一系列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融资、贸易、设施建设提供了指引。此外，争议解决机制取得新进展，为“一带一路”商事争议的解决提供了便利。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面临深刻变革，“一带一路”的法治研究和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一带一路”国际经贸规则是一个庞杂的体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黄进表示，从内容上看，它包括贸易规则、投资规则、知识产权规则、金融规则、税收规则和争端解决规则等；从形式上看，它既有以条约形式出现的且对参与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也有以备忘录或者类似文书形式出现的适用有关参与国家，但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约束力的文件。从规则形成机制上看，既有参与国家通过双边机制建立的规则，又有通过国际上的多边机制建立的规则。因此，创新和完善“一带一路”国际经贸规则是一个复杂渐进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所有参与者的长期共同努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为我国“一带一路”法治研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沈四宝表示，在“一带一路”法治建设上，未来还要解决现有规则和创新规则之间的关系，既要遵守现有的国际法准则，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改旧立新。特别是，要讲好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建设的故事和经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和质量。左海聪进一步提出，要合理应对欧美贸易政策的重大转变和重要关切，既要适应新的变化，也要通过妥协和斗争实现新的规则平衡，破解欧美政策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不利因素。同时，积极对接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政策，与新兴市场国家结成紧密联盟，将这些国家的话语和制度融入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中，共同引领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兼容已有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合理内核，又要改进和创新现有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

        数字经济引领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依托传统产业形态布局，更需要借助数字经济新形态提供新的动能。数字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既能够提供新的平台和路径，也能够有效调整供求价值链。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还面临传统治理机制适应性的变革和治理能力的创新发展，同时还要突破传统经济法治体系所包含的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法治障碍。浙江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赵骏认为，在依托数字经济构建数字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我们要着重处理好四组关系。一是经济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既要守住底线，也要纳入快车道。二是科技和规则之间的关系，既要关注法律的科技之维，也要关注科技的法律支撑，将数字纳入法治轨道。三是处理好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四是处理好国际和国内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规则的导向和精准供给，同时加强政企联动，这其中既包括部门之间的沟通和联动，也包括新兴技术和法律规则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是重中之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石静霞表示，我国既是数字经济发展大国，也是数字贸易发展大国。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缔结了大概20个RTA（区域贸易协定），但目前RTA中的电子商务章节主要还是涉及电子商务的传统议题，对数字产品待遇、跨境数据流动、个人隐私保护、源代码与知识产权、数字服务市场准入等新议题覆盖还不够，或者未有涉及。而数据流动是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最核心、最重要和最基础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借鉴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数据跨境流动相关条款，实现更大范围的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沈阳师范大学校长杨松从数字货币的角度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都开始研发数字货币，并进行数字货币试点。“一带一路”能给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市场拓展带来很多应用场景和渠道，而数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中对货币的流动性、支付效率、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经贸规则新发展

        推动创新和完善“一带一路”经贸规则，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找到解决之道。黄进认为，推动创新和完善“一带一路”国际经贸规则，要综合施策、联动发力，既不能脱离各国实际，也不能将国际经贸规则与各国涉外经济贸易法律法规割裂开来，而是要将两者有机衔接起来。各参与国家一方面要在国内加快自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在国际上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律规则，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完善双边投资协定、自贸协定和税收协定。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吕越看来，未来，我们要实现中国价值链的高端嵌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需要依托与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降低政治风险、提高经营绩效。

        有别于传统的全球化路径，“一带一路”合作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具有非歧视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征。在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院长漆彤看来，要实现国际经贸格局的多元稳定，需要在国内层面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从原来的渐进式开放、要素流动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同时需要在国外层面通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规则、制度、标准上的对接与协调来提高各国的法治建设，形成各国在法治水平上的一致性。